——省十届党代会报告学习笔记

　　华夏先哲有云：“政者，正也。”
　　共产党人是讲政治的，讲的自然是共产党的政治。关于共产党人的“政治”，也许不必太多引用伟大导师们的权威论述，人们只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宗旨，一个最不安的“幽灵”，就是“铲除‘人间忧患’的根源”（弗•梅林《马克思传》语）。共产党人为兑现这一宗旨和抱负的一切科学的政治实践、制度建设，是谓“正治习惯”。共产党人的“讲政治”，就是“讲正治”，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习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此而生，为此而燃烧自己的一切。
　　这其实也早已成了人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
　　省十届党代会报告，“字字珠玑，亮点迭出”，博得广泛喝彩。这再次充分体现了我省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科学执政理念和可圈可点的引领实践能力。
　　在报告提出的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中，有两点是特别引人瞩目的：一是在第四部分“开创社会和谐新局面”的8大措施中，按惯性思维，理应首先大讲具体的民生举措，但报告没有这样处理，头三条讲的分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树立法律权威。也就是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的思想保障体系、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体系作为首要问题加以强调。有评论认为，这样的结构安排在全国同类报告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安排，彰显了理论上的远见卓识和实践上求真务实的取向，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另一个是第五部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关于“政治习惯”的论述：“坚持制度面前所有党员一律平等，形成党内人人遵守制度、执行制度和维护制度的政治习惯。”对此，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有过这样的阐述：“‘政治习惯’，就是党的一系列制度要求在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上的经常化和自然化，所谓‘习惯成自然’。包括讲原则的习惯、按程序办事的习惯、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习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等等。形成这样的政治习惯，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进程至关重要。”（见5月28日《南方日报》关于党代会报告起草经过的报道）
　　据《南方日报》记者透露，各界对“政治习惯”一词很感兴趣。笔者在对这一论述的学习中，也引发了一些联想，于是趁热稍加整理，其实是连心得都称不上，权当给喜欢思考的人们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材料吧。
　　共产党人的“正治习惯”
　　共产党人应有怎样的“政治习惯”，这问题似乎该从共产党人的若干“防伪标志”谈起。
　　在《共产党宣言》里，曾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的蓝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防伪标志”——“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个核心标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因此而生。
　　何为共产党人的“防伪标志”？从《共产党宣言》诞生至今，不乏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卓越的历史眼光，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发展，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行动诠释，概而言之就是三个：1、三个代表；2、实事求是；3、批评与自我批评。
　　共产党人的“政治习惯”，必须脱胎于这三个“防伪标志”。根植于这三个“防伪标志”的一切生长，是谓正常的发展；具备这一前提的一切行动和习惯，是谓正常的、正当的、正轨的行动和习惯，是谓走正道、办正事。反之，缺了三个“防伪标志”所昭示的“基因”，或“基因”发生了异化畸变，必导致“假冒伪劣”盛行。三个“防伪标志”，缺一难成“正果”，缺了任何一个，“政事”就往往办不成“正事”。
　　总之，共产党人的“政治习惯”，就是“正治习惯”；共产党人的“讲政治”，就是“讲正治”。这是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正治”，就是时时处处严守共产党人三个“防伪标志”的“政治行为”。
　　共产党人有没有正确的“政治习惯”，讲不讲“正治”，检验的是党性高度，检验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度，检验的是共产党人的现实生机。
　　“非正治习惯”的危害和教训
　　“非正治习惯”，就是不正确的“政治习惯”，就是与共产党人的三个“防伪标志”相悖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习惯”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教训之惨痛，以前苏共为最。
　　我曾写过，前苏共的溃败，与一场“哄堂大笑”大大有关。这绝非调侃。这个“典故”，我在谈到“党内政治生活”时引用过：1929年，布哈林在他能自由地表述意见的最后一篇公开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中，强调说：“真正受过教育的份子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他们决不相信空话；第二，决不说昧心话。”他说，正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在政治上是昧不得良心的。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这场“哄堂大笑”折射出来的当时苏共党内的“政治习惯”，现在是不难找到印证的：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除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一个时刻都在宣称“代表全苏联人民利益”的党，却把“识时务”、“知趣”、“不讲真话”当作自己的“政治习惯”，要让老百姓亲而近之，难矣哉！
　　2007年5月31日《南方周末》《“真空罩”下：1920－1930年代的苏联》一文对此有几段陈说：

　　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
　　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

　　这样子的“政治习惯”，其结果会是怎样？如今已然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惟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其结论又是什么？如今也是毋庸讳言的。同一期《南方周末》高放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一文说：

　　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之中，在很多方面实际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既反“苏”（苏维埃）又反共……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就处心积虑地开始个人集权，到1941年终于把党政军三大权力集中于一身，之后又推行了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这些做法带有浓厚的沙皇君主专制主义色彩。斯大林确立的这些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还有一个“反”，作者没说出来（其实也是不言自明的），就是“反人民”。自贴“防伪标签”而又自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如此而能不亡，倒真是很奇怪的事了！
　　这些年来，我们看过媒体对于一些地方“官场地震”的报道，如皖北18名县委书记的垮台、马德的卖官丑闻等，可以看出，这些人主政期间的地区，“非正治习惯”的泛滥及其造成的灾难，是怎样的触目惊心！那些恶果，岂是短期内所能够修复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庸俗化”的问题。汕尾市委副书记郑雁雄写过一篇题为《警惕庸俗化在党内蔓延》的文章（见《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5期），对此作了切中肯綮的剖析。他列举了部分党员干部生活庸俗化的10种表现，“这一系列表现，从思想到行动，从精神到物质，从党内生活到党外活动，均被一种是非标准缺失的、放弃原则的非理性情绪所驱使。”指出“庸俗化是党的建设的心腹之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天敌。” “庸俗化本质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种反动，是对真理的蔑视，对是非标准、善恶标准的践踏。这种不以丑为丑、不以恶为恶、不以错为错的行为心态，严重地冲击原则、涣散纪律、消磨意志、动摇信念、淡化党性。这种腐蚀作用具有隐蔽性、欺骗性，似是而非，不像腐败、渎职、政治错误等那么易被人们发现和反对。……社会进步需要一种方向明确的推动力。这个方向就是明确的是非标准、真善美标准。庸俗化践踏的正是这个标准。一旦标准模糊，人们的判断失效，社会文明导向就将黯然失色。”
　　文章也提到了前苏联的教训，“前苏联的崩溃，究其原因，理想信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才是最可怕的。而此前，却是庸俗化的泛滥不知不觉间把理想、信念、秩序送到了崩溃的边缘。”
　　庸俗化倾向，虽然不一定全部表现在政治生活舞台，但政治舞台内外，各种“习惯”都不是没有联系的，都可以看作是“非正治习惯”这一问题实质的两张“脸皮”。张德江书记的“四圈说”，也正是对此提出的一个告诫。
　　《求是》杂志2007年第9期的一篇《强化共产党员的忠诚意识》，举出了某些党员干部“不忠诚”的若干表现：“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还有少数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人的忠诚、对关系网的忠诚，培植个人亲信、搞团团伙伙、人身依附。再比如，有的把忠诚意识功利化，把对党忠诚作为向党等价交换的筹码。当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自以为付出得不到领导或上级认可，就说怪话、发牢骚，甚至对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贻误或损害党的事业……”这些表现，显然也属于“非正治习惯”。
　　对